二十世纪初，随着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普通音乐教育的兴起和不断普及，以及“新文化运动”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上海国立音专（1927年）、延安“鲁艺”音乐系（1938年）以及重庆国立音乐院（1940年）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社团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音乐人才，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起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并对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七年”间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初期建设
为建立我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中共中央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便对高等音乐教育机构的部署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的统筹和安排。1949年8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致电东北局，决定将吕骥、向隅等人及鲁迅艺术学院音工团、文工团和文学组部分人员调任至北京以创建戏剧、音乐学院。经时任全国艺联党组书记周扬的建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批示，最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新建立的高等音乐学院定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定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1956年正式命名为“上海音乐学院”）。1950年6月18日，新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正式成立。
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对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通盘考虑下，于7个行政区相继建立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沈阳音乐学院”前身，1958年改为现名），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分别于1953年、1956年重组为“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与“广州音乐专科学校”），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四川音乐学院”前身，1959年改为现名），西北音乐专科学校（“西安音乐学院”前身，1960年改为现名）。此外，不同地区建立的综合类艺术学院，如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以及师范学院，如北京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等，均下设了音乐系、部，较好地补充了我国音乐人才培养的机构架设。
自此，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完成了其最初的机构布局。1951年，中央文化部正式成立了负责全国艺术教育政策制定的机构——文化部艺术教育组，为领导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1953年，中央文化部于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艺术教育座谈会，明确和规范了各音乐院校基本任务、师资、学制、招生、专业设置等内容，并确定了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为最高音乐学府，以培养专门音乐人才及音乐专科学校师资为其主要任务，规定了本科各专业五年的学制年限。各大行政区的音乐专科学校及音乐系、部，则主要培养专业的音乐工作干部及中学或群众艺术学校的音乐师资。为保证教学质量，各校聘任了一大批知名音乐家进入教育机构，如在中央音乐学院及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音乐家马思聪、吕骥、贺绿汀、赵沨、谭抒真、张洪岛、丁善德、杨荫浏、江定仙、蓝玉崧、夏之秋、缪天瑞、沈湘、陆修棠、查阜西、卫仲乐、林石诚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教学设置大多延续了此前的传统，即设有作曲、钢琴、声乐、管弦乐这四个基本专业系科。另外，一些新的学科相继成立。中央音乐学院及上海音乐学院于1956年先后设立了“音乐学”“指挥”及“民族音乐”3个新的专业，此后“民族音乐”这一系科在其他音乐院校得到逐步建立。值得指出的是，为继承、发扬我国传统音乐，各音乐院校十分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并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曾亲自教唱民间歌曲，学院曾邀请民间艺人王秀卿传授京韵大鼓艺术。中央音乐学院曾邀请民间艺人杨元亨、白凤岩等任教。沈阳音乐学院曾于1950年创建民间音乐研究室；上海音乐学院曾于1953年创建民间音乐研究室，并由院长贺绿汀亲任主任；中央音乐学院在建院之初便设立了研究部，在此基础上于1954年扩建为民族音乐研究所（该所于1959年更名为中国音乐研究所，后划属中国艺术研究院并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杨荫浏任首任所长。可以说，为逐步建立符合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专业教育体系，各院校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和探索，并主要体现在系科的设置以及具体的教学内容方面。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应着重继承和发展我国艺术传统，倡议建立一所新的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学院，并为之命名为“中国音乐学院”。经过文化部起草对建立中国音乐学院的请示以及总理的同意批示，1964年9月21日中国音乐学院正式成立，我国民族音乐专业教育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同时，此时期受“全面学习苏联”方针的影响，北京、上海等各地院校先后聘请了一批苏联音乐家来华任教授课。此外，在中央文化部的安排下，以“文化交流”的形式，一批来自我国各个音乐院团的骨干和毕业生有计划地被分批选派至苏联及东欧各国学习，如李德伦、杜鸣心、吴祖强、傅聪、于润洋、郑小瑛等共46人。经过几年的深造，这些音乐家学成回国后大多到院校任教，进一步增强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并对此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建设相较此前有着明显的进步。尤其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及各大音乐院校的相继成立为标志，体现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初步规范，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口号的影响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该时期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如前文所述，如此规模的外国音乐家通过国家层面进行音乐文化交流是罕见的。汪毓和在其《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2000》中提到：“他们（外籍音乐家）的工作不仅是对上述两个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发生了深刻影响，还通过这两个学院临时建立的‘专家班’吸纳了其他音乐学校和团体的年轻教师和干部一起听课。因此，他们的影响也扩及了全国。”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经验，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曾特地成立翻译室，编译有《和声学教程》《西洋音乐通史》《音乐美学问题》《苏联音乐发展道路》等音乐书籍。在如此大规模的交流与学习下，各音乐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专业音乐人才，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如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傅聪于1953年第四届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联欢节中获钢琴比赛第三名；1955年，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三名以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此为东方人首次在这项赛事中获奖。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施咏康的毕业作品《黄鹤的故事》于1957年在第六届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音乐作品评奖中获得铜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管弦乐作品最早在世界上获奖的记录。
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各项事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新的时代特征。该时期各院校在加紧专业音乐教育初期建设的同时，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三反”“ 五反”“思想改造”等）都开展过一系列音乐活动。如1949年12月，上海音乐学院发起“工农兵音乐会”，还曾组织“群众音乐会”、“大众音乐会”等活动以扎根群众、深入基层，不仅得到了音乐实践，还加强了教学与人民生活的联系。1950年冬，中央音乐学院曾组织师生成立宣传队，在天津街头以打腰鼓、拉洋片的形式宣传“抗美援朝”。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曾组织师生并由马思聪院长任队长，吕骥、缪天瑞副院长任副队长，组成治淮文艺工作队参与治淮工程，从而创作出《淮河大合唱》（马思聪、金帆）等作品。
自1955年全国进行的“肃反”、1957年“反右”及1958年“大跃进”后，专业音乐教育的建设较大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形成了“专”与“红”的脱离与对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冲击下，一些音乐院校的音乐家深入生活，仍然创作出一批经典的优秀作品。如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的《青年钢琴协奏曲》，上海音乐学院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和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由艺术价值以及时代内涵方面来看，应给予这些作品以充分肯定。
三，在该时期专业音乐教育的具体实际教学中，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得到了明显加强。除前述各音乐院校对师资、机构的建设外，不仅发掘出绝响已久的《广陵散》《碣石调幽兰》等古曲，对北京智化寺音乐、山西五台山佛教音乐、“洞经”等传统音乐形式等进行了采集；同时在教材方面的建设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管弦乐法》（1960）、《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1964）、《民族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196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族音乐概论》（1964）等。这些成果经过编者的试用与修改，大多被确定为全国音乐院校的使用教材。
这一时期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建设及发展呈现出蓬勃的朝气。一方面，在沿着此前道路的方向前进中，通过建设者的努力，逐渐找到了一条新路——不断有新的学科得到建立和开发；对传统音乐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怀与指导下，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得到了体制上、制度上的保障，从而可以大刀阔斧地前进。同时，在师资队伍得到不断充实和加强的前提下，各大院校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专业音乐人才，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吴祖强、杜鸣心、施万春、辛沪光、刘文金、于润洋、黄翔鹏、汪毓和、袁静芳、刘诗昆、林耀基、盛中国、刘德海、郭淑珍、汪立三、周广仁、李其芳、殷承宗、闵惠芬、俞丽娜等作曲家、演奏家、音乐学家，为我国音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创作、演奏、研究、教学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及上海音乐学院于上世纪50年代设立了由先前“少儿班”逐渐过渡而来的附属小学、附属中学，从而为培养高等专业音乐人才提供了生源质量的保障。
“新时期”的
专业音乐教育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历时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文革”几乎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音乐艺术成就，绝大多数音乐家均遭到了批斗与迫害，音乐院校的领导被扣上“黑帮”或“走资派”的帽子，整体上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几近崩塌。1971年，“四人帮”为培养所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决定成立“五七艺校”。1973年，“五七艺校”改名“五七艺术大学”，下设音乐学院，并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宣告着“文革”的结束。经过两年多的拨乱反正，最终各音乐院校中的冤、假、错案得以全部平反。1978年9月，文化部撤销了“五七艺术大学”，恢复此前音乐学院建制，使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放下了包袱，重新投入到专业音乐教育的建设工作中，同时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经过两年多的“拨乱反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逐渐恢复正常。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下，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专业音乐教育亦迎来了新的春天，并在体制改革、队伍建设、学术交流、整体布局等方面结出丰硕成果。
1979年2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各音乐院校就此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及方案，并在总结此前经验后，积极推行有利于拓宽教育广度的“学年学分制”新模式，同时逐步完成了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制度。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例，截至2018年7月，据学院统计在校生共3357人，其中本科生1546人，硕士生672人，博士生118人。整体上，各音乐院校更是为我国培养、输送了不计其数的专业音乐人才。
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各音乐院校加强了对教学及科研方面的工作，并针对不同专业、层次制定了不同方案以满足具体教学需求，在课题方面填补了许多国内空白。随着科研的深入，一些新兴专业在这一时期得到建立和发展，如上海音乐学院为填补国内数字媒体与音乐创意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空白，于2008年设立数字媒体艺术学院，并下设数字媒体艺术、多媒体艺术设计和音乐与传媒三个本科专业方向。中央音乐学院2019年创建了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下设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电子音乐作曲、电子音乐技术理论等8个专业方向，并被评为北京市高精尖学科。
值得一提的是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是新时期各音乐院校的重要成果之一。如上海音乐学院对敦煌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对我国内蒙古、新疆、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武汉音乐学院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以及对湖北民歌的整理等。
创作方面，在宽松的条件下，一批专业作曲家创作出一批新作并取得重要突破。如《风·雅·颂》（谭盾）、《乌江恨》（杨立青）、《村祭》（莫五平）、《小提琴协奏曲》（许舒亚）、《MengDong》（瞿小松）、《地平线》（叶小钢）、《多耶》（陈怡）、《天籁》（何训田）等。尤其是青年作曲家们，在体裁、题材、风格上不断吸收、挖掘传统民族音乐内涵，借鉴西方现代专业技法，成为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潮”一代，享誉国际乐坛。这批作曲家大多已成为我国第五代作曲家，并在如今专业音乐教育梯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音乐院校与世界各国音乐院校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如近年来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外音乐院校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并成立了“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上海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开展了为期十年的“交换生”合作；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共同创建了世界第一所音乐孔子学院。建成以来，对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并成为世界了解中国音乐的重要窗口。
布局上，随着广州音专1981年扩建为“广州音乐学院”，1985年为纪念冼星海改名为“星海音乐学院”；1985年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扩建为“武汉音乐学院”，整体上形成了中央、上海、中国、天津、沈阳、四川、西安、武汉、星海——“九大音乐学院”的布局。此外，再加上于2016年先后成立的浙江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以及已于2020年动工、2021年开始招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届时我国将形成“十二大音乐学院”的机构部署。
自上世纪20年代起，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至今已有100个年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也许一百年仅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来说，绝不是一段轻松写意的旅程。回顾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百年历程，无论上世纪20年代萧友梅所提倡的“中西兼顾、兼收并蓄”方针，还是“鲁艺”时期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文史哲领域对作品“新内容的旧形式”的集中讨论；还是“17年”及“新时期”以来各大音乐院校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无不展现出几代建设者就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殚精竭虑以及对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层面的扬弃与革新，同时显现出颇具时代印记的音乐教育转型。在这段长途跋涉中，多少建设者踩着前人足迹不断向前探索，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良多心血，终在专业音乐教育的传统模式基础上创造性地开辟出不止一条“新路”。笔者认为，在如今全球化语境及观念影响下，以更加多元开放的眼光来看前人走过的路，也许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景观。
2021年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第100个年头，亦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借此机会诚挚祝愿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民族复兴造就更多音乐人才，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为时代而歌，为民族复兴而歌。笔者坚信，在民族意识、民族自信日益觉醒的今天，根植传统，以更加多元开放的视野放眼未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伟岸的身姿，巍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