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作曲、导演、主演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刊发在《新青年》季刊上的《赤潮曲》

\

《兄妹开荒》

1965年8月1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排演的《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 凌风/摄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海报

 歌剧《贺绿汀》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红色音乐。一百年来，那些慷慨激昂的旋律，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汇入早期工运、农运，汇入大革命洪流，汇入土地革命风暴，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怒涛，汇入解放战争的巨澜；鼓舞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奏主旋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集聚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

红色音乐的兴起与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红色音乐在这短短6年中得以兴起与发展。

一是工人歌曲迅猛崛起。工人歌曲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长辛店唱起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则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滦煤矿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工人运动中的歌曲。其中，安源路矿工人歌曲（如《工农联盟歌》《五一纪念歌》《帝国主义与军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等）最为出色，不仅在工人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在整个工人运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就曾易名《劳工歌》在各地工人运动中传唱。此外，早期党的宣传工作者（如瞿秋白、李求实）都编写过歌曲。瞿秋白的《赤潮曲》是为代表。

二是农民运动中的歌曲也应运而生。例如，彭湃领导开展海陆丰农民运动、韦拔群领导开展左右江农民运动、毛泽东领导开展湖南农民运动，都曾运用革命歌曲。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海陆丰农民运动中的歌曲，彭湃编创的广东白话儿歌《田仔骂田公》就是最具影响的一首。

三是大革命时期的由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出来的革命歌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26年3月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政治部编印的《国民革命军歌集》中的五首歌曲《国民革命歌》《国民革命军行军歌》《工农兵大联合歌》《国际歌》《少年先锋》。其中，《国民革命歌》由共产党员邝镛填词，《国际歌》和《少年先锋》由瞿秋白译配。此时担任第四军（李济深部）第12师（张发奎部）政治部主任的正是共产党员廖乾吾。这一时期的革命歌曲基本上都是填词歌曲，其音调来源有外来音调、学堂乐歌，还有中国民间音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韦拔群原本是一位出色的壮族歌手，当地农民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称呼——“拔哥”。他利用壮族的“勒脚歌”音调重新填入革命新词成为新民歌，并在壮族、瑶族同胞喜欢的“歌圩”上演唱，以宣传革命、开展社会动员，发动农民运动，不愧为早期利用音乐开展革命斗争的典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音乐和“左翼”音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音乐，主要是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音乐和“左翼”音乐。前者主要是作为“革命歌谣”的歌曲及歌舞剧、小歌剧（亦称“小调剧”）、活报剧音乐、戏曲音乐。这些都不是原创音乐，作为歌曲的“革命歌谣”均为填词歌曲；歌舞剧、小歌剧、活报剧中的音乐亦是填词歌曲；那些革命戏曲的音乐也都借用传统戏曲曲牌，或直接利用戏曲唱段。

这些填词歌曲的音调有四大来源：军旅音乐、革命音乐、流行音乐、传统音乐。其中，军旅音乐主要是苏联红军歌曲、日本近代军歌、中国现代军歌。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军歌，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军队现代化转型后的新式军歌、国民革命军军歌和北伐军军歌。至于说与日本近代军歌的联系也主要是以学堂乐歌和中国现代军歌为桥梁的。比如，《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音调并不直接来自日本军歌《勇敢的海军》，而来自北伐军歌曲《国民革命军行军歌》，而《国民革命军行军歌》又来自20世纪初的现代军歌《从军新乐府》或学堂乐歌《中国国体》。革命音乐主要是早期工农运动中的歌曲和“左翼”歌曲。流行音乐则主要是电影音乐和黎锦晖歌曲。传统音乐主要是红军各战斗序列所割据的革命根据地的民间音乐（主要是民歌），如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的客家山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信天游和花儿、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四句头”“五句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鄂东南）的“五句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广西东兰）的“勒脚歌”等。运用这些民间音调的革命歌谣，不仅是利用了原民歌音调，而且还运用了原民歌的歌词结构乃至衬词，以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左翼”音乐则是原创革命歌曲。早期“左翼”音乐以聂耳歌曲为代表，旨在鼓舞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革命斗志。1935年华北事变后转向抗日救亡。1936年后，“左翼”不再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其音乐也主要服务于抗日救亡。

全面抗战时期：

红色音乐进入原创音乐时代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红色音乐进入原创音乐时代。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弃守，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便有《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著名歌曲。随着大批专业音乐家奔赴延安，延安成为红色音乐中心。于是，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延安就产生了以《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声乐作品，还有以《农村曲》《军民进行曲》为代表的歌剧。与此同时，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产生了《新四军军歌》《跟着共产党走》等优秀的革命歌曲。

显然，抗日战争前期的红色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院派风格。但抗日战争后期，尤其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大音乐工作者走向民间，广泛吸取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了利用民歌的《拥军花鼓》等歌曲、利用民间秧歌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利用民间戏曲的《王秀鸾》和《白毛女》等歌剧，音乐风格为之一变，革命音乐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

革命歌曲创作逐渐走向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红色音乐有了新发展。人民解放军音乐和解放区音乐已不只是歌曲，而且还有声乐套曲、歌剧、舞蹈音乐、电影音乐和军乐，乃至交响音乐。

值得注意的是，《说打就打》《战斗进行曲》等一批短小精悍的歌曲脱颖而出，它们充满战斗精神，旨在表现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英雄主义气质。这标志着革命歌曲风格有了新的变化：与抗日战争前期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延安颂》《新四军军歌》等学院派风格的歌曲相比，更具民族性、群众性；而与抗日战争后期的《拥军花鼓》等具有民间风格的歌曲相比，则更具时代性、专业性。

另外，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更凸显战斗性，既不像《八路军进行曲》等歌曲那样，立意高远、抽象概括，以人民军队整体形象和精神为立足点，又不像《让地雷活起来》等那样旨在凸显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实用理性，而是更贴近部队战斗生活，善于从战斗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通过整体进行把握与艺术创造。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歌曲中已展现出一种“融战斗性、民族性、大众性、时代性为一体”的音乐风格。这无疑是革命歌曲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作为填词歌曲，音调来源十分广泛，难有相对统一的音乐风格可言；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前期突出专业性、时代性，后期突出大众性、民族性，故在风格上亦未能统一。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两种音乐风格融为一体，形成“融战斗性、民族性、大众性、时代性为一体”的音乐风格。这正是革命歌曲风格业已形成的标志。解放战争时期的声乐套曲（如《淮海战役组歌》）的歌剧（如《赤叶河》《刘胡兰》）和器乐作品（《陕北组曲》等）也可圈可点。

 新中国成立：

红色音乐走向专业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音乐创作进入专业化时期。

这首先是出现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歌曲。其中，《我是一个兵》《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军旅歌曲和群众性歌曲，继承和发展了前述“融战斗性、民族性、大众性、时代性为一体”的音乐风格；抒情歌曲（如《我的祖国》《我站在铁索桥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毛泽东诗词歌曲（如《沁园春·雪》）也以新的时代性在歌坛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红色音乐中的精品。

大型声乐作品，如《飞虎山大合唱》《红军根据地大合唱》、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及《长征组歌》，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朱践耳的《英雄的诗篇》更具专业性，堪称典范。在各类器乐独奏、重奏、合奏及民族管弦乐、交响音乐中也有大量的红色题材作品。如丁善德的《新中国交响组曲》、王云阶的《江南组曲》，刘守义、杨继武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朱践耳的管弦乐《翻身的日子》、李焕之的交响组曲《春节组曲》、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罗忠镕的《第二交响曲——在烈火中永生》、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吕其明的交响序曲《红旗颂》、郑路和马洪业的管弦乐《北京喜讯到边寨》等交响音乐作品，都堪称佳作。

更能作为红色经典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歌剧和舞剧，如歌剧《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不仅留下了许多经典唱段和音乐，而且还创造出了红色经典特有的艺术表现范式。尤其是《洪湖赤卫队》和《江姐》，作为借鉴戏曲并旨在发挥戏曲板腔体唱段艺术表现功能的民族歌剧，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成为红色音乐的荟萃。

改革开放时期：

火热的“主旋律”歌曲和军旅歌曲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红色音乐，主要是“主旋律”歌曲和军旅歌曲。

其中“主旋律”歌曲，如表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内心喜悦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广大农村五谷丰登、百业兴旺、一派美好景象的《在中国大地上》，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父老乡亲》，助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世纪春雨》，表达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江山》；表现全国人民干“四化”热情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体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鼓浪屿之波》，表现启动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春天的故事》，助力亚运会的《同一首歌》与助力奥运会的《我和你》，歌颂抗洪精神的《为了谁》，见证香港回归的《1997，我的爱》与见证澳门回归的《七子之歌》，助力西部大开发的《西部放歌》，见证青藏铁路通车的《天路》，歌颂党的《妈妈教我一支歌》《把一切献给党》《在灿烂的阳光下》，歌唱祖国的《我和我的祖国》，歌颂英模人物的《公仆赞》，都是新时期红色音乐的代表作。

军旅歌曲，如《十五的月亮》《说句心里话》《当那一天来临》，或讴歌当代革命军人牺牲奉献精神，或旨在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亦是新时期红色音乐的代表作。《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也像《东方红》一样，使红色音乐的艺术特征和艺术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大型实景史诗《井冈山》、大型实景歌舞《蒙山沂水》也成为集中展示红色音乐的平台。革命历史题材器乐作品也不断涌现，关峡的《第一交响序曲》、张千一的交响诗《英雄儿女》是为代表。随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如《大决战》）的拍摄，作为电影音乐的红色音乐也释放出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歌剧《党的女儿》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是红色经典在新时期的延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红色音乐展现出可喜景观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红色音乐展现出可喜景观。

首先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旨在诠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的歌曲。这包括：诠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歌曲，如2015年11月29日央视《共筑中国梦——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演唱会》推出的歌曲；助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歌曲，如表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战略眼光的《目光》；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定“四个自信”的歌曲，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自信之歌》等；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凝神聚气的歌曲，如诠释强军目标的《强军战歌》，诠释政治建军的《我们从古田再出发》；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歌曲，如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年文艺晚会上推出的《和平——命运共同体》及《丝路放歌》等歌曲；助力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的歌曲，如《生态文明之歌》《绿水青山》；诠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歌曲，如《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一个都不能少》《逆风天使》。

其次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音乐作品，如《沂蒙山》《贺绿汀》《红船》等数以百计的民族歌剧，以及《西柏坡组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通道转兵组歌》和交响套曲《长征》等。

此外还有旨在“讲好中国故事”，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庆祝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型音乐作品。叶小钢的“中国故事”系列交响乐作品、上海音乐学院推出的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追梦》、张千一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是为代表。由5位作曲家创作的《丝路追梦》，将“丝路”与“梦”在序曲、随想曲、狂想曲、幻想曲、畅想曲中萦绕和延伸。《我的祖国》七个乐章、一气呵成，大气磅礴、俊俏漂亮，重动感，重简洁，灵自空来，体现出作曲家志存高远的艺术追求和“简即美”“有度有节”“平中见奇”等审美观念。新时代的红色音乐创作正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准，从“高原”向“高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