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11月6日，“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暨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新书首发式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张伯瑜表示，研讨会以新书出版为契机，邀请专业音乐院校的作曲家、音乐学家，以及来自音乐评论界、国际出版界等领域的代表，首次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连线的方式围绕主题作出深入思考与探索。会议在央视频、哔哩哔哩等平台同步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7000余人。与会嘉宾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中国民族和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要素、对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的认识与反思、作曲技法层面上观照民族性等多种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以期探索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未来发展之路。
1.探索中国音乐2.0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理解始终受到“中西之争中何为体用”的思路影响，隐含着“土洋之争”的意味。20世纪初，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中华民族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对西方音乐欣然接受并加以改造，走上融合的道路。“民乐界参照西洋乐器的方式对中国乐器进行了改革，参照西方合奏形式重组了当代的中国民乐合奏形式。”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说。
“过去，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建立在比较冲突、紧张的状态下，中西关系让我们很纠结。在这种纠结中对自身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是非常痛苦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姚亚平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作曲家开始下大力气探索，如何在创作中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手法的同时体现中国民族音乐特色。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也积累了创作经验和创作手法。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作曲家对中西关系的纠结慢慢淡化，表现出淡定、从容的姿态。“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本土与外来，这一对对曾经尖锐的问题，随着时代变化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郭文景说。“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古今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作曲家开始作出妥协。”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郝维亚认为，这种妥协是进步和有意义的，“它带来一种舒适与放松。”
然而，无论是纠结的痛苦，还是妥协的舒适，对已经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曲家来说，都很难深刻体会。他们从小就对西方音乐耳濡目染，东西方音乐并存交融已是常态。“我们这一代人对民族性的看法已经没有那么沉重了。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就可以。”70后作曲家陈欣若说。85后作曲家田田也表示，“融入到血液中的民族性不是我作曲时考虑的。创作时，我更加关注作品中的精神力量、核心力量。”
对青年作曲家而言，民族性不用强调也无法摆脱。“他们通过西方的镜子，重新认识自己的本土文化的独特意义。”《人民音乐》副主编张萌说。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金平则表示，“现在也许是重新对民族性进行深刻思考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中国音乐的2.0版本，需要重新明确自己中国作曲家的身份。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2.民族性不是使用民歌
音乐中体现民族性并不是中国作曲家的专利。西方经典作品也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马勒等作曲家的作品里充溢着德奥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的元素及其应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贾达群认为，经典作品在严谨地遵从专业音乐创作法则体系的同时，也自然妥帖而且个性化地将自己的文化传统、艺术意趣与专业创作法则体系融为一体，从而形成自身风格。
为了给作品注入鲜活生命力，中国作曲家走进田间地头，深入民间采集音乐素材。“走出校门，走出围墙，走到老百姓中间去汲取养料，不光是采集音乐素材，更要体验生活与情感。这样作品的呼吸、气息乃至情感，才会融进他们的音乐元素。”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陈丹布说。
很多作曲家会避免将民间音乐素材单纯作为风格表现、色彩效果来使用，而是将核心材料打造成具有逻辑意义的结构元素，提高结构层级。现在西方作曲家群体常说的“陌生化处理”，是在音程、节奏、轮廓、声效等方面对民间音乐素材进行结构元素抽象，进而重构再造，以此建构作品的结构。“一方面精炼地保留原生民间音乐的核心材料，另一方面对该原生民间音乐最大限度地陌生化处理，这种做法对我们很有启发。”贾达群说。
但是，即使在作品中使用这些民间音乐素材，恐怕也不足以支撑作品的民族性。金平指出，对民族性的理解不能局限在音色、音调、题材上面，而应有更广阔的天地，“贝多芬作品的民族性与使用民歌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于作品既有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又有德国文化中的美学和哲学思维。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民族性不仅体现在俄罗斯民歌的运用，更体现在对俄罗斯音乐语言、节奏和句法的深刻理解上。巴托克把东欧民族音乐从人类学、音乐学、音乐理论等多个角度融为自己的音乐语言。”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秦文琛则说，“我们要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的范围内，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里看它的独特性。民族性不是表面化的，而是深层的，我们的民族性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
3.个性要穿透民族性
作曲家在作品中充分地表现各自的民族性，但是最终征服世界的，还是其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个性要穿透民族性。”郭文景认为，作曲家应从各种观念中解放出来，尽可能地发挥个性，创作个人风格识别度高的作品。
“其实，作曲家创作时并不会太多地思考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思考个人情感表达。即使用了某个典型的民族乐器或者演奏法，也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基于创作需要使用的。”郝维亚说。贾达群认为，个性特色其实就是作曲家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专业作曲体系与文化传统、艺术传统间的关系。个性特色归根结底是一种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与技法和形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探讨中，作曲家们都强调了对个性的关注。“作曲家最关注的就是个性。作为作曲家，我们不会刻意关心世界性和民族性，而关心如何挑战自我。”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贾国平认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不可能简单落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甚至是个性，而是要寻找个体。从个体性入手，才能形成群体的表达、群体的气质和群体的精神。关注个体性的不同，是未来研究中国作曲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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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中西合璧新作出版
近日，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出版，收录中国音乐创作中心委约13位作曲家创作的13部中国当代作品，以推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
2017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中国音乐创作中心，鼓励作曲家为新时代进行创作，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次年，中国音乐创作中心委约创作的首批13部作品便先后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中国国家大剧院首演。其中，郭文景《锣的宣叙——为打击乐独奏与中西混合室内乐队而作》、叶小钢《紫薇——为琵琶与室内乐而作》、贾国平《时空的涟漪——为笙、琵琶、古筝与室内乐而作》、李滨扬《落日湖——为33位演奏家而作》、唐建平《金鳞》、陈欣若《第一大协奏曲——为混合室内乐队而作》、秦文琛《大地音诗——为笙、筝和室内乐而作》等7部作品于2018年1月在纽约林肯中心首演，张帅《东西II-和光同尘——为混合室内乐队而作》、田田《秋昙夜咏》、郝维亚《牡丹亭梦——为竹笛与室内乐队而作》、姚晨《离合III——为三件民乐器与室内交响乐队而作》、常平《优雅的宇宙——为室内乐队而作》、陈丹布《袖剑与铜甲金戈——为琵琶与管弦乐队而作》等6部作品于2018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13位作曲家创作的13部中国当代作品首次以群体的形式亮相国际舞台，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报道。作品均体现中西合璧的特色，由独具个性的中国乐器与西方室内乐队组成混合编制。基于对原创优秀音乐作品的推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19年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将13部作品全部出版。总谱采用A3开本，能够为专业使用者带来最佳的读谱体验。此外，总谱中的文字介绍、演奏提示等均以中英双语呈现，体现了乐谱的国际化定位。
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持续关注兼具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原创音乐作品，“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系列展现了中国新一代作曲家的创作实力，承载着当代中国艺术家高度的文化自信和鲜活的艺术生命力。作品的出版，旨在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