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光

10月22日，中央歌剧院在时隔29年后再次将老院长王世光的歌剧《马可·波罗》搬上舞台，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音乐会版的形式演出。在原创歌剧蓬勃发展的今天重听29年前的原创剧目，人们发现并感叹，王世光的全宣叙调对白且咏叹调和宣叙调之间没有分割“唱念一体”的写作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大胆而前卫，即便在今天依然称得上是教科书级的经典佳作。演出后，记者采访了今年80岁的王世光。

闲不下来的王世光

初次接触王世光还是在《马可·波罗》首演前后，如今再次与他见面，80岁的老人步履已有些蹒跚，却目光如炬、思维敏捷。跟王老的交谈中才知道他这些年历经了疾病折磨和丧妻之痛的坎坷，却依然执着于他的音乐创作事业。王老亲手为我用一套精美的茶具泡了一壶功夫茶，然后捧着自己的紫砂壶对嘴抿着茶闲聊起来。

客厅的一个角落立着一尊木雕观音像，边上还有些铜铃铜钵铜罄一类的古董旧物，王老说，这是当年住在潘家园附近时在地摊儿溜达淘来的。王老最热衷的是有响声的物件儿，钵子和罄收藏了有三十多个，还有马铃、牛玲、驼铃、傣族的芒锣、磨剪子磨刀的……林林总总收了一大堆，“听到驼铃声，我就觉得到了沙漠。另外，没准儿哪天录个小曲儿时用得上，现找可是没处找去。”王老说，“当年我当院长的时候，开一天会心里累得很，回到家饭也吃不下，就坐下沏一杯茶，喝一口茶敲一下罄，嗯！觉得我现在到了碧云寺，找找这种感觉，心情就放松下来了……”前些年春节禁放烟花鞭炮，到了大年夜，王老就把三十几个钵罄摆开了痛快地敲上一阵，算是过年的独特庆典。

自从两年多前老伴去世之后，王老一个人住，并且坚持自己做家务买菜做饭，“我就自己管自己，不能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也怕自己闲下来会出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着手拾掇整理自己的作品手稿，眼见歌剧《第一百个新娘》《马可·波罗》那三四十年前的钢琴谱、总谱纸质手稿都已经变黄发脆了，于是他就自己每天在Finale软件上敲着键盘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录入，一干就是将近三年，终于将这两部作品全部录入到电脑生成了电子版。王老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歌剧院这次复排《马可·波罗》，我立刻就交了电子版总谱，直接打印出来，而且连分谱都可以自动排出来，多方便！如果还是当年的纸质版总谱，不知道院里得下多大功夫要折腾多久才能排演。”

这场29年后复排的《马可·波罗》，中央歌剧院精心策划，不只为让压箱底儿的老戏重返舞台，也为了致敬中国原创经典。起初，策划中还设计了谢幕时用王老另一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向他致敬的环节，王老拒绝了，“歌剧就是歌剧，歌曲就是歌曲。”

《长江之歌》不是主题歌

绝大多数普通观众或许并不熟悉《第一百个新娘》《马可·波罗》这些尘封已久的歌剧，但是电视片《话说长江》和《长江之歌》却是家喻户晓。在人们的记忆中，由王世光作曲的《长江之歌》就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歌。王老说，“我要纠正！《话说长江》最初只有主题曲没有主题歌。主题曲50秒，是片头曲。到了24集快播完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反映说太遗憾了，‘快播完了，我们老哼哼这个曲调，要变成歌该多好！’有这么个要求。于是央视《话说长江》制片组就发起了歌词征集。有了歌词和主题曲成一对儿，才有了这首歌。”王老说，当年征集到的歌词有一麻袋，要不是制片组花人力和时间精心甄选，也不会有后来脍炙人口的《长江之歌》，“功劳要归人家”。

王世光为《话说长江》写音乐的机缘，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1972年底，他从五七干校下放回到北京不久，中央电视台就找他，请他为毛主席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新闻纪录片配乐。当时是周总理审片子，内容是毛主席会见锡兰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王世光回忆：“总理问，音乐是什么样？电视台说是上海科教片《蚂蚁啃骨头》的音乐（就是用小机床加工大部件）。总理说，‘这不大合适。以后你们自己写新的，每一次都要换新的。’”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正常工作就能得到电视台这样重要的机会，王世光格外珍惜，那时儿子才两岁，他一只手抱着儿子，一只手写曲子，孩子拿一支铅笔，他拿一支钢笔，父子二人同时在谱纸上写写划划。写好谱子，王世光再用橡皮把儿子的划痕擦掉……“就这样，我跟电视台挂上了，以后什么新疆、大寨的专题片都请我来写。每到录音的时候，听到写出的音符变成了合唱团、乐团的声音，那是我最最开心的时刻。”

泡在歌剧院这口“腌菜缸”里

说到写作歌剧，王世光坦言：那是在中央歌剧院这口“腌菜缸”里泡出来的，可以说是得益于歌剧院的大环境培养。1976年金秋十月，大家都在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王世光从人民音乐出版社调到了中央歌剧院。第二年赶上歌剧《白毛女》复排上演，当时只有民乐队版，而中央歌剧院是管弦乐队编制，王世光就和黄安伦分工上下半场，重新改写管弦乐版的配器。后来又先后为《刘胡兰》《小二黑结婚》重新配器，可以说是对民族歌剧经典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王世光说，下放时，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他就把大学时代的和声和赋格习题拿出来做，真正写歌剧的时候技术上的障碍就少了，“打个比喻，技术上要练到无论难度多大，用小脑就能解决，然后用大脑去解决戏剧冲突这些更高层面的问题。”

“我的歌曲作品不多，我更喜欢写有情节有戏剧性的歌剧。”王世光不到十岁就跟着华东大学的师生到处演话剧，上中学时喜欢听各种曲艺，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山东快书、相声等等，两分钱听一段，到了北京就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我写歌剧时台词的韵律感就是从人艺老戏骨那儿体味到的。”考进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周边的西单剧场有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长安戏院是裘盛戎，再走几步到中和剧场看谭富英的《碰碑》，珠市口那边有《三岔口》……王世光看遍名角名戏，最遗憾的是没看到梅兰芳的演出。这些都成为了他日后歌剧创作的养分。

歌剧逢1有大作

王世光说自己的歌剧创作，逢1有大作，1981年创作了《第一百个新娘》，1991年创作了《马可波罗》，2011年又创作了《山林之梦》。

《第一百个新娘》1982年就传到了香港，1986年又被新加坡的朋友把总谱拿去演。1989年被台湾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总监陈成雄拿去，翻改成国乐版的配器上演。1990年陈成雄调到了台中的台湾省交响乐团，又用管弦乐队的谱子在台湾各地巡演了两年。王世光粗算了一下，加上中央歌剧院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巡演，《第一百个新娘》前前后后演了有80场左右，有人统计说达到了百场。这部歌剧在1982年由香港HK唱片公司录制发行了立体声黑胶唱片和磁带，在当时的内地，可算是最早录制立体声录音的作品之一。 

1988年11月，王世光上任中央歌剧院院长，第一件事就面临着上什么中国戏的问题，文化部给他定的任务是三年推三部戏，其中一部是中国戏。王世光立刻成立艺委会，讨论歌剧院手里已有的中国作品《屈原》《阿诗玛》《岳飞》哪一部适合推出。经过试唱和艺委会讨论，最后选定了施光南的《屈原》，很快就在民族宫大剧院以音乐会版的形式上演了。

一部《屈原》让王世光意识到经费和时间的紧张，于是提出“三级跳”的规划：第一步用音乐会的形式清唱全剧，把作品推向社会；第二步一旦有了钱可以再制作服装布景；第三步再有钱的时候就可以推上歌剧舞台。王世光说，这样首先是可以给创作者一个交代。其次是演出后电台播放录音，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初步接触到这部歌剧。

很快，《马可·波罗》也提上了日程。“我先将《马可·波罗》的剧本在艺术室范围之内研讨，通过之后进行试唱。我觉得歌剧试唱只唱主要唱段跟我的观念不合，我要求试唱一个整幕。因为我跟别人的写作观念和方式不一样，我是同时连声乐带钢琴一齐写成的。所以我主张要听一整幕，就是听怎么处理音乐的戏剧性，不光是唱歌。”第一幕试唱结束，艺委会一致说很好，于是《马可·波罗》顺利上演。首演后，虽然迎来一片赞扬，但对于剧本也有比较尖锐的批评，王世光虚心接受，并且在日后的演出中对第一幕进行了大修改。《马可·波罗》1991年首演，第二年就摘得“文华大奖”，是文华奖设立以来文化部中直院团拿到的第一个奖。1994年，该作又代表文化部中直院团参加了兰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而《马可·波罗》的最后一次上演则是在1998年5月赴“台北市艺术节”演出。

《山林之梦》的父子配

《山林之梦》是王世光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歌剧，“写完《马可·波罗》后，我就不想写大制作的正歌剧了。大作品人力物力投入过大，剧院经费紧张，排演起来困难重重，于是选择创作近似室内歌剧的《山林之梦》。”王老从书架上找出当年手写的《马可·波罗》剧本，几乎每一页都是涂涂改改，有些更是大段大段地删掉推倒重来。“但是，我的《山林之梦》特别顺，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儿子1989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对父亲说：“爸，我给你写个歌剧。”王老并未当真。没想到儿子十多天的时间就写出来了，“他的文笔真好，故事特别纯真，戏也写得特别精彩！”王世光一直等到卸任院长之后，才有时间开始动笔作曲，“那已经是2011年了，我推掉所有的邀约，写作完全进入了自由状态，一口气就把它写完了。”2012年，这部戏由中央歌剧院在保利剧院首演，俞峰指挥，王湖泉导演。王世光说，他的三部歌剧，每一部在风格和题材上都不相同，《第一百个新娘》是喜剧，《马可·波罗》是正剧，《山林之梦》则是童话剧。王老说，写歌剧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心里有没有人物在舞台上的感觉，他的心跳、他的呼吸、他的表情，他应该怎么样，都要事先有想象，这样的歌剧写出来，气儿才是顺的。

王世光说起自己这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就是一边走，一边学，一边写，写作不停，学习也不停。前几天中央歌剧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普契尼的三联剧《修女安杰利卡》《外套》和《贾尼·斯基基》，王老又找出家里收藏的各种CD、DVD版本研究一番。他就像是此方行者，修行不止，虔诚朝圣。